差不多走了三里，整个队伍与其说是前进，倒不如说是蠕动，不管是前队后队都是左顾右盼，每个人脸上都有畏惧的神色，开始谁窃窃私语，军官还要大声的呵斥，可到了后来，整个队伍的嘈杂声却越来越无法控制。
嗡嗡的声音在整个队伍里面回荡，但想要仔细听到底说什么，却听不清楚，这样的情景，配合周围的阴气森森，更显得不对劲。
实际上，现在整个队伍是跟着左良玉的马匹一起向前移动，左良玉马匹也是走的极慢，走出去差不多三里，左良玉也是停住了坐骑，脸颊上的肉可见的抽动几下，咳嗽了几声，开口大声的说道：
“那李闯还在南阳府，我部兵马理应以此为重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！”
这番话说的义正辞严，边上的几名亲信部将连声的符合“大帅以国事为重，真是宽宏大度”“这李闯才是我军的大仇敌，先灭了闯贼，再说山东”“大帅英明……”
听了这番话，左良玉的脸色总归是好看了些，朗声的说道：
“全军听令，回师开封！！”
下属都是轰然的答应，全军立刻是转向，这速度可比方才向前的时候要快了很多。
他们走的不远，如果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赵皮寨渡口，还能看见一块硕大的木牌，上面写着几个已经是变成紫黑色的大字“纵兵为害，禽兽不如者戒”。
崇祯十四年五月，王绍禹、郑崇俭两人在京师因为失陷亲藩的罪责被斩首弃市，其中王绍禹的确是责任所在，当日间手下士兵反叛鼓噪，导致洛阳城门被打开，让闯营的兵马乘势突入，倒是福王失陷。
而这郑崇俭则完全是冤枉，自郑崇俭统领陕西三边兵马以来，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的部队胜多败少，只不过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之后，和督师杨嗣昌的意见相左，这郑崇俭也是明白人，知道和杨嗣昌若是不对付，在朝中凶险无比，索性是辞官回乡。
虽想到辞官是辞官，可杨嗣昌却没有放过他，上奏说郑崇俭对崇祯皇帝的决定心存怨望，有不敬之词。
崇祯皇帝对督师杨嗣昌向来是言听计从，又是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听到对方这样的上奏，立刻是大发雷霆，把这郑崇俭下狱。
到杨嗣昌因为失陷亲藩自杀，崇祯皇帝心中大怒，却想起来这郑崇俭当日间就对朝廷心存怨望，而且玛瑙山那一战虽然是大胜，却没有把张献忠斩草除根，导致又有事后夜入襄阳，襄王失陷。
归根到底，崇祯皇帝就是想把这罪责归结到郑崇俭身上，杀他泄愤……
这一次河南巡抚、总兵等文武官员，以及山东巡抚、总兵联名的上奏，说是洛阳陷落，福王被杀并不是河南文武的责任，而是在湖广、四川追剿张献忠、罗汝才部兵马的督师杨嗣昌所率领五省兵马的责任。
如果五省兵马围堵得力，李自成怎么会从四川穿越湖广来到河南，到今日这不能控制的规模，而且闯贼入河南，河南的大部分兵马却都在湖广和四川剿贼，兵力空虚被人趁虚而入，才酿成如此大祸。
而河南巡抚李仙风、总兵陈永福以九千之众，在闯军几万精锐围攻之下，坚持到援军到来，并且大败援军，这可是莫大的功劳。
尽管外面的官场士林传扬的是崇祯皇帝圣明无比，明辨是非，不怪罪有功之臣。可京师某些和内廷关系近的人传言，当日来自河南的这封奏折放到崇祯皇帝的案头，尽管崇祯皇帝当时心情不错。
可看了这奏折之后却勃然大怒，把书案上的东西都是扫落在了地上，不过却有内廷随侍的太监开口说道：
“若单是这河南省的文武官员上奏，还可以认为是脱罪之辞，可这山东巡抚和总兵一同上奏，他们只是救援的客军，和河南没什么利害的关系，想必是公允之言。”
听到这话，崇祯皇帝的怒气就弱了三分，心想果真是如此，河南兵力空虚，不是被抽调在北直隶防守鞑子，就是在湖广四川追剿闯贼和张献忠。
然后第二天朝堂之中，内阁学士和某位尚书出来侃侃而谈，说是开封城情势如此危急，而河南巡抚和总兵却以寡敌众，逼退强敌，把闯贼打到豫南之地，等于是盘活了整个中原的局面。
如此危急的局势，还能得到如此良好的后果，真是有功当赏，但洛阳城失陷亲藩福王，作为河南守土之臣，无论如何也是有罪，所以功过相抵，就下旨勉励几句是了。
崇祯皇帝一边是刚愎自用，一边又是对文臣的话语言听计从，这是很古怪的矛盾，或许是天启皇帝对于魏忠贤的信用，在他这里有了反作用，但这朝堂之中的势力，勋贵武将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殆尽，能说话的都是文臣和宦官。
在这朝中，崇祯皇帝不愿意听宦官的，那也只能是听文臣的意见了，不过这两伙人都是收到了重礼。
山东巡抚颜继祖就在中枢，担任过枢机最重要的职务－吏部都给事中，对朝中的这些勾当颇为的清楚，河南上下凑出一大笔银子来，经他指点，该给某某人送，该在什么时候送给某人，果然是有奇效。
崇祯皇帝一直还以为自己是明辨是非，臣下必然是感激涕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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